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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企业搬迁污染没了企业活了

编辑:南通快捷搬家公司  时间:2012/10/31
重庆污染企业搬迁,污染没了企业活了 新华社记者王金涛报道 长江和嘉陵江在重庆交汇东流,勾画出山城壮美的景象。然而,两江沿岸数十家企业多年来治污不力,令山城美景逊色,周边百姓受害。 关闭,大批职工就会失业;搬迁,企业可能一挪就死。如何让这批污染企业搬离主城区并且获得新生,成了摆在重庆市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。 “不搬迁等死,搬迁找死” 破旧的厂房里布满锈迹斑斑的管道,含有锌、汞、锰等重金属和悬浮物的污水滚滚喷涌,富含二氧化硫和石油沥青等物质的废气直接排入大气……几十年来,重庆电池总厂就以这种面貌生存于民居、学校和宾馆之间,附近居民一直表示强烈不满。 “我们也知道企业污染厉害,也想搞环保。”厂长徐星亮说,“可是厂子狭小、地形复杂,生产布局又不合理,管网凌乱无序,无论下多大力气,废水和废气都不可能达标排放。” 重庆两江沿岸许多污染企业基本上和重庆电池总厂一样,历史悠久,负担沉重,搞环保没有条件,搬迁又没有钱,处于“不搬迁等死,搬迁找死”的状态。 重庆是我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,工业企业大多数分布在城市的中心,企业占地和民居相互交错。主城区工业结构中,冶金、化工、医药类企业比重较大,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分布在长江、嘉陵江两岸,化工安全隐患和污染问题十分突出。重庆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吴冰说:“这些老企业并非没有治污积极性,但受厂区地理环境和传统工艺所限,治污难度太大,不可能实现‘三废’达标排放。” 重庆市政府2001年就制定了主城区污染企业搬迁的计划,但企业不仅缺少搬迁资金,而且难以安置不愿搬迁的职工,因此大多数企业“按兵不动”。 “托盘”妙招让企业有了搬迁的动力 2004年4月,位于嘉陵江畔的天原化工总厂发生震惊全国的氯气泄漏、爆炸事故,15万居民被迫大转移。重庆市政府再次下决心,坚决搬迁有安全隐患的污染企业。在关闭一批没有前景的污染企业后,最终将29户企业列入搬迁名单。 既然是搬迁,就要把企业搬活、搬大、搬强,而不是搬死。市政府为减轻搬迁企业负担,在税费征收、土地出让补偿、职工养老和医疗等方面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。然而,搬迁企业还是因为土地等资产不能及时变现等原因,缺乏资金,难以全面启动搬迁程序。 为此,重庆市使出了一个“托盘”的妙招:由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、地产集团等国有投资集团“托盘”搬迁,按照市场价格,提前向企业支付土地置换资金,以弥补搬迁资金缺口。企业搬迁完毕后,老厂关闭,再把地交出去,由那些国有投资集团去运作。此招一出,一批污染企业马上有了搬迁的动力。 搬迁到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业园的重庆电池总厂,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:车间宽敞整洁,设施先进,现代化的环保设备不停地运转,厂区里满眼都是绿色。更为可喜的是,搬迁前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100%,通过土地置换等措施,不仅建起了新厂区,而且偿还了不少金融债务,资产负债率下降到40%。 污染企业搬迁,绝不是污染源的搬迁 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搬迁工作中强调,污染企业搬迁,绝不是污染源的搬迁,每户企业都必须运用新技术、新工艺,使污染物达标排放,或者消除污染物,同时调整产品结构,扩大市场占有率。 新华化工厂主要生产钛白粉,搬迁前因场地所限,企业无法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,生产规模较小,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;其污水处理设施也非常简陋,排污不达标。如今,企业在重庆潼南县基本建成了新厂区,年产量由6000吨增加到1.5万吨,部分工艺采用国内最先进的真空结晶技术和引进美国先进技术。经过搬迁和改造,企业在同行业里获得了话语权,预计年实现利润可达1700多万元,而此前这家企业几乎一直无利可赚。 与此同时,新华化工厂投资400万元新建了一座污水处理厂,并将废气处理由原来的一级水喷淋改为两级水喷淋,还使用电除雾器除掉水喷淋后形成的酸雾和悬浮物,彻底实现了达标排放。厂长刘崇阳说,尽管环保成本上升,但其他成本大幅度下降,企业的总成本依然降低了。 走在搬迁企业最前面的嘉陵化工厂自投产以来,已形成2万吨高锰酸钾的生产能力,年产值近3亿元,大大超过老厂年产值1.2亿元的水平,成为国内同行业中规模最大、出口量最大的企业。 市经委主任吴冰说,目前重庆市29家计划搬迁的污染企业中,已有15家完成了搬迁任务,其余企业最迟在2007年搬迁完毕。已搬迁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均大幅下降,最高的不超过60%,生产工艺和设备更新了,环保能力也明显提高。 在污染企业得到新生的同时,重庆市主城区天更蓝了、水更清了。